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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历史推荐 >浏览文章

    导读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闲谈中说过:“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互相的支持,赢得了互相的信任。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闲谈中说过:“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互相的支持,赢得了互相的信任。1930年,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化界开始文化“围剿”,鲁迅曾有四次遭到警方的追查通缉,而每次遇险,鲁迅都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安然脱险。后来,内山书店又成了鲁迅对外秘密活动的联络点。

    2021年7月10日,内山书店回归中国天津。鲁迅之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郭沫若之女、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郭平英,日本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志水史雄等嘉宾到场并致辞。发布会现场,“内山书店”牌匾揭幕仪式的举行,标志着经过多年筹备,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书店重回中国,正式与天津市民见面。

    万一眼药水生意不好做了

    也不至于流落街头

    内山完造,1885年1月11日诞生于日本冈田县石月郡芳井村(今芳井町)。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受饥挨冻,12岁起就先后到大阪和东京的商店当学徒、上街卖报。1913年2月24日,年仅28岁的内山完造从日本来到中国上海,原住吴淞路义丰里一六四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1月,内山与美喜子结婚。次年,他创立了内山书店。据小泽正元的《内山完造传》,内山最初创立书店的动因,不过是为了让留在家里的妻子有事可做。内山认为:“如果妻子仍像历来那样,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丈夫过日子,说穿了,这就等于将自己卖给一个男人,并在他的名下加上主人这一体面的字眼。”内山还认为,“开个副业,万一眼药水的生意不好做了,也不至于流落街头。”

    内山完造(1885年-1959年),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起初,内山书店设在四川北路魏盛里(现1881弄)。与之后的赫赫声名相比,创立初期的内山书店不仅店面很小,布置也很简陋。说是书店,其实没有书架,百十来本书刊随意摆在柜橱上,来看书的多是在上海的日本基督徒。由于地处公共租界,内山书店不受当局的管辖,而受到各方监管的左翼书籍在店里也能买到,渐渐地,来看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书店相继引入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和日本改造社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书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顾客的人数也不断增多。1920年,陈望道等成为内山书店的顾客;1923年田汉、欧阳予倩、郑伯奇、谢六逸成为常客,此后是郭沫若和郁达夫。1922年,14岁的王宝良被招进内山书店,主要负责管理店务。

    内山书店职员在书店门前合影,摄于20世纪40年代。内山书店的氛围轻松自由,对顾客十分友好,在中国文化人的圈子里声名卓著

    欠账不还的不是中国人,

    而是日本人

    内山曾说:“信为做人之根本,抱着这种信念,也就对顾客产生了完全信任的感觉。换句话说,这种经营的实质是将自己的盛衰兴败完全交给顾客。也就是说,我们只凭信仰在经营即可。这就是我们当时之所以那样做的根本原因。”

    比起同行,内山书店对记账买书十分宽容,熟客即使前账已满300元还能再欠,这种经营方式让东京的书店瞠目,“赊销的书店全都倒闭啦!”内山确实有过付书款困难的时候,但随着顾客增多,很快渡过危机。这种经营方法确实吸引了诸多爱书的文化人。著名藏书家和作家叶灵凤当年经常光顾内山书店。

    他后来著文写道:“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于穷文化人真是一种莫大的方便”“至今还欠了他店里一笔书账未还,这可以说是对老板最大的抱歉。”青年时代的钱君匋常到内山书店买书,一次对一套多卷本的《世界标记图案大系》爱不释手,但价格太高,无力购得。翻了许久,还是放回原处。第二天再去发现已被人买去两套,他手捧《大系》,心想找谁才能借到购书款呢?他突然发现鲁迅先生正坐在店里与店主内山完造聊天,忙上前问候。

    此前,鲁迅对钱君匋设计的《寂寞的国》 《尘影》《春日》等书封面十分喜爱,对这位青年充满好感与赞赏。当他意识到钱君匋买书有困难后,便对内山说:“钱君匋先生是我的朋友,在新文艺界很著名,他买书较多,建议给他记账的优惠待遇,你看使不使得?”从此,钱君匋买书再也不必为钱而犯愁,收藏旧书也越来越多,终于成了气候。

    这种基于对读书人尊重和信任之上的举措,使内山书店很快赢得了一大批文化人的青睐和信任,对于这种看似冒险的“赊账”的经营方法的风险,在几十年后日本战败、内山完造回到日本后说:“欠账不还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你就是鲁迅先生么

    1927年10月5日,鲁迅在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后到达上海。10月7日,鲁迅专门去内山书店买了书,此时的内山书店还在魏盛里,并不是街面房,所以鲁迅很可能是慕名而去。对于鲁迅初次造访内山书店,王宝良这样记道:“有一天,大概是我二十一岁的那一年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个顾客也没有,我和内山夫人都闲坐在那儿。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穿一件竹布长衫,脚上穿一双白色的橡皮底鞋子,鞋帮已经不怎么白了,头发长得很长,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的烟嘴。他是从东面那个门进来的,先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大致浏览一周,然后又返回来选书;每一本书都看得很仔细:看书的装帧,看书名,看目录,还大致看一下内容。到内山书店来买书的人,很少是这样打扮的。仅从衣着上看,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每一本书,最少也要一两块钱呢!而这个人,一选就选了十几本,总共要五十多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营业额。这引起我们对他的注意。”

    鲁迅(左五)与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左六)、内山完造(左一)等人在上海内山完造寓所前合影。鲁迅通过内山书店的漫谈会结识了诸多日本人士,比如增田涉、铃木大拙、武者小路实笃、高良富子等等

    不过,王宝良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首先,鲁迅初次踏人内山书店并不是夏天,而是1927年10月5日,另外,据鲁迅日记,鲁迅买书的册数也没有十几本,而是“四种四本”。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初次相遇是鲁迅第二次踏入内山书店,那是在1927年10月8日。几年后,内山完造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们初次相遇的情景: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了好几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敬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尊姓?”那位先生就说:“叫周树人。”“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鲁迅通过内山书店购买了大量书刊。他在内山书店买书,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在书店挑选新书,二是通过内山书店直接从日本邮购,由店员将书送到家里。内山书店还成了鲁迅与日本友人相会的场处,有50多位日本左翼作家抵沪时内山都在书店里邀请鲁迅与之会面。内山还支持鲁迅办了三次版画展览。

    鲁迅在内山书店读书和会客的地方。内山书店为客人专门设了茶座,鲁迅多次到内山书店,他所需要的进步书刊,大多是从内山书店购买,他同时也是漫谈会的常客

    由于鲁迅居住的地方离魏盛里很近,内山书店又为客人专门设了茶座,所以鲁迅常常散步就走到内山书店里去了,有新书就买几本,没有便坐着闲谈一会儿。鲁迅当然也是漫谈会的常客,“在执笔得疲乏了,或是看书倦了的时候,就荡过来”,参加内山书店的漫谈会。在1930年8月6日的日记中,鲁迅记载:“晚内山书店邀往漫谈会,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鲁迅也正是通过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的漫谈会结识了诸多日本人士,比如增田涉、武者小路实笃、铃木大拙、高良富子、贺川丰彦、山本实彦、横光利一等等。

    1930年8月6日,内山书店文艺漫谈会的成员合影。前排左起为田汉、郁达夫、鲁迅、欧阳予倩、山崎百治、神田喜一郎 ;后排右一为内山完造。鲁迅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晚内山邀往漫谈会,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

    他卖书,却不卖人血

    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柔石、冯铿、殷夫、李伟森、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鲁迅也因此受到牵连。内山赶紧把上了黑名单的鲁迅接到日本人开的旅馆花园庄。在楼梯下潮湿房间暂避的几天里,难眠的鲁迅想起逝去的朋辈,就着走廊凄冷的月光,写下那首著名的《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一年后,日军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鲁迅居住的拉摩斯公寓直接遭受了枪击。1月30日,鲁迅全家连同佣人,加上周建人一家,一共十口人,到内山书店二楼避难,一周后又转移到三马路(今汉口路)的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鲁迅回忆:“30号下午,我们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6日才得迁避到英租界的内山支店里去。在自己的国土上,默默地听着枪炮声,饱尝侵略者加给我们的压迫,真是不好过极了。”

    接下来的两年,鲁迅又两次到内山家中避难。内山对进步人士的帮助触怒了很多势力,引来了流言蜚语,他本人被诬为间谍,来往的左联作家则被骂作“汉奸”,对此,鲁迅回应:“内山书店,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真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

    1936年2月,鲁迅与内山完造(右一)在内山书店闲谈。鲁迅晚年多次得到内山的帮助,多次到内山书店和其家中避难

    鲁迅晚年,由于环境恶劣,加上疾病缠身,身体非常虚弱,内山完造多次劝鲁迅去日本疗养。1932年4月,内山与著名作家佐藤春夫等人商谈,认为鲁迅去日本可以安定地写作,但鲁迅认为“究非长策”而 “辞之”。1936年夏,鲁迅病情复发,内山又劝他去日本九州疗养,鲁迅一度同意,后来又谢绝了。1936年,内山完造夫妇经常拜访病中的鲁迅。在9个多月中,内山完造及夫人拜访鲁迅20次之多。10月18日天未亮,鲁迅又气喘起来,并大发作,他用乱糟糟的字体给内山完造写了信,这也是鲁迅最后执笔的遗墨:

    老版几下 (老版,即老板。几下,是书信惯语,相当于“足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与某日本新闻记者的约会),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 (给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顿首

    L (鲁迅的首字母)拜十月十八日

    鲁迅晚年一生病,就要麻烦内山,这是1936年10月18日,鲁迅气喘发作,他用乱糟糟的字体给内山完造写的信,这也是鲁迅最后执笔的遗墨

    鲁迅晚年一生病,就要麻烦内山,信中鲁迅要内山打电话给须藤五百三医生。内山在接到通知后马上赶来了,并带来治哮喘的药,随后须藤医生也赶到了,给他注射,但病情未见好转。次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去世了。据作家黄源说:“许广平先生这时处在极度悲哀中,有些事就不去打扰她,因此种种联系的事,都通过我办了,日本方面的关系都是通过内山先生去办的。”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与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茅盾、史沫特莱、沈均儒、茅盾、萧参(即萧军)等9人一起选入 “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在万国公墓的落葬仪式上内山发表了追悼演说,他说:

    “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是一位预言家,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旷野上的人声,不时地在我脑际打下烙印。先生说,道路本来没有,是人走出来的。每当我念及这话,仿佛就见到先生只身在无边的旷野中静静地前进着的姿影,和他踏下的清晰的足迹。”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及周海婴继续受到内山的关照。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5日清晨,在上海沦陷区,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突然闯进许广平的住宅,将她抓走,并搜走一批书信和鲁迅1922年的一册日记,他们想从许广平的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事发后,年仅12岁的周海婴,从亲戚家打电话给内山,内山给宪兵队写了电请,并愿负责担保,经过76个黑暗的日日夜夜,日本人终于将许广平释放。这其中内山尽了最大的营救力量,而同时他也救出了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与总编辑夏丏尊等人。

    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内山完造掩护、帮助的进步人士当然不止有鲁迅。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时在内山书店做店员的周朴农与冯骥一起,在内山书店书写“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标语时,内山完造恰好进来,看了标语后顺便带上门离开。之后,周朴农把这一情况向团中央秘书处作了汇报,大家讨论后认为,内山对中国的革命是同情的,所以团中央把内山书店作为团中央和各省团组织的通信处,收信人是周朴农在上海大学平民学校的同学、后在内山书店任店员的刘鼎荣。这个通信处用了很长时间,从未发生意外。1929年11月17日,已是沪东团区委书记的周朴农和任弼时一起到华德路竞业里江苏省委机关,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先后被英国巡捕房拘捕。内山完造赶来刑讯室,承认周朴农是内山书店店员,因而没有暴露其政治身份。

    1945年1月13日,内山夫人井上美喜不幸去世,遗体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结束营业。因与郭沫若、田汉等人走得太近,1947年12月7日,内山被国民政府强行遣返回国,这年他已是62岁。回国后,内山完造仍然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48年2月,内山在日本开始作“中国漫谈”全国讲演,他的整个后半生从北方的北海道到南边的九州,足迹遍布全日本,巡回演讲超过800场。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内山联系各界对华友好人士,在东京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日中友好协会筹委会发起人大会。1950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这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包括爱国华侨的代表)共1000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 “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选举内山完造为协会理事长。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决心实现日本人民给予他的神圣使命,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不懈努力。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特地邀请内山老人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这时内山已有74岁高龄,健康欠佳,然而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临行前还同亲友们一起合影。在他9月19日到达北京时,突患脑溢血症,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郭沫若、廖承志、楚图南、阳翰笙、田汉、许广平、梅兰芳等200多人参加。按照内山生前的遗愿,其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上海各界著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于10月26日在上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好友夏丏尊为他题写了碑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磋乎,如此夫妇!”

    为纪念内山完造及其内山书店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1980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在此勒石纪念:“此店为日本友好人士内山完造先生所设。鲁迅先生常来店买书、会客,并一度在此避难。特勒石纪念。”在日本的井原市矗立着内山完造的铜像和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廖承志题字:“内山完造先生颂德碑。”每逢内山先生诞辰和逝世周年纪念时,都有大批中日友好人士和群众来到他的墓前和碑前悼念。

    1981年9月28日,“内山书店旧址”勒石揭幕仪式在上海举行。左起依次为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鲁迅儿媳马新云、鲁迅之子周海婴 ;右一为内山完造弟弟内山嘉吉、右二为内山完造夫人内山真野。

    责任编辑: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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